最高法司法观点：在空白送达回证上签名的行为，应当视为已经签收调解书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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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当事人在空白送达回证上签收调解书的效力。实务中存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而申请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但调解书制作需要经过一定程序，而当事人因紧急原因，不能等待领取正式制作的调解书，从而在空白送达回证上签字的情形。因为当事人已经达成调解协议，其在空白送达回证上签名的行为，应当视为已经签收调解书。

解读

要准确分析当事人先行签署空白送达回证行为的法律性质，前提是厘清调解书生效的法定底层逻辑，这一逻辑源于《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清晰规定了调解书生效的核心闭环：“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结果。调解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据此，“签收” 是调解书对当事人产生实体法律约束力的核心法定要件。从诉讼法理层面分析，调解书的 “签收” 与一般诉讼文书的签收存在本质区别：一般诉讼文书（如传票、应诉通知书）的签收，仅代表当事人知晓诉讼进程、文书内容的 “程序意义上” 的接收；而调解书的签收，是当事人对双方之间经司法确认的实体权利义务分配方案的最终知悉与认可，是调解协议产生强制执行力的关键节点，直接决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边界。

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对调解书的送达方式作出了进一步的限制性细化规定：“调解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本人，不适用留置送达。当事人本人因故不能签收的，可由其指定的代收人签收。”这一规范对调解书的送达主体、送达方式均作出了严于一般诉讼文书的特别限制，核心原因在于，调解书的效力基础是当事人对调解结果的真实、自愿认可，而留置送达适用的前提是受送达人拒收诉讼文书，若调解书适用留置送达，将直接违背 “签收需以当事人自愿认可为前提” 的立法原意，无法确保当事人接收调解结果的意思表示真实。

值得关注的是，《民诉法解释》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并未出现 “空白送达回证签收无效” 的禁止性规定，也未将 “送达回证必须预先填写完整文书信息” 作为签收生效的法定前置条件。换言之，单纯以 “送达回证内容空白” 为由，主张签收行为无效，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缺乏直接的规范支撑。这为司法实践中，结合案件具体事实评判空白送达回证签收行为的法律效力，预留了合乎法律逻辑的空间。

针对这一法律适用空白，《民诉法理解与适用》一书中收录的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司法观点，对现有法律规范的逻辑延伸进行了明确补正。

如前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在该书中直接明确了此类情形的裁判规则：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因客观紧急原因无法等待正式调解书制作完成，进而在空白送达回证上签字的，该行为应当视为已经签收调解书。这一结论并非对法律的突破性扩张解释，而是严格贴合立法精神与司法实践需求的逻辑推导，其底层逻辑可以从三个层面逐层拆解：

第一，意思表示的延伸性。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件来看，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的行为，本身已经是具备完全法律效力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核心指向是 “同意接受该调解方案的司法约束”—— 这一意思表示并非阶段性、可随意撤回的意愿，而是对实体权利义务作出的具有终局性的处分。在此前提下，当事人先行签署空白送达回证的行为，本质上是将 “接收正式调解书、确认调解协议内容” 的法定送达流程，与此前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实体约束效果进行了程序上的衔接，是对 “愿意接受调解结果约束” 这一核心意思表示的进一步强化、延伸确认。只要后续正式调解书的内容，与双方此前签字确认的调解协议条款保持完全一致，那么，送达回证的预先空白填写状态，就不会从实质上改变当事人愿意签收调解书的真实意愿。换言之，真正决定当事人约束意思的是调解协议本身，而非送达回证即时填写的文字细节。

第二，送达制度的目的契合。送达制度作为民事诉讼的基础性程序制度，其核心目的并非单纯追求 “流程形式的完美性”，而是通过法定方式确保当事人实际知悉诉讼文书的内容、了解自身的权利义务状态，并为司法文书的最终效力提供程序支撑。具体到调解书的送达场景，在当事人已经通过先行签署空白送达回证的方式，明确确认其接收送达、认可调解结果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前提下，送达的核心实质目的 —— 让当事人知晓并认可调解结果 —— 已经在法律层面得到了充分实现。此时，若过度拘泥于 “送达回证需事先填写完整文书信息” 的形式化要求，无视当事人已经明确作出的、符合其真实意愿的送达确认行为，将严重背离送达制度的立法初衷，既不利于维护司法程序的严肃性，也无法保障纠纷解决的实质稳定性。

第三，交易安全与司法效率的平衡。从司法实践的现实情况来看，调解书的制作并非简单的文本打印过程，而是有着严谨的内部质量管控流程：调解协议达成后，书记员需先将双方的协商内容完整录入司法审判系统，形成调解书的原始文稿；接下来，案件的承办法官、合议庭成员需依次审核文稿内容，确认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与调解协议原文保持一致；随后，由法院的专职校对人员对文书进行文字校对；再由相关审判管理负责人进行审批，确认文书的合法性与妥当性；所有流程审核通过后，才能加盖法院的公章，形成正式的调解书。这一流程从客观上需要耗费一定的工作时长，少则数日，若遇到案件事实复杂、审批环节繁忙等情况，甚至可能延长至数周。而在商业活动频繁、社会节奏加快的现实背景下，很多当事人确实存在无法等待这一完整流程完成的客观紧急情况 —— 比如公司法定代表人需要紧急出国处理重大并购业务、自然人需要立即赶赴异地处理家人紧急事务、相关主体有无法拖延的商业行程安排等。在此类情况下，若机械要求当事人必须等待调解书制作完成后才能完成签收、否则调解协议将无法生效，反而可能导致已经达成的调解协议陷入效力悬而未决的不确定状态，甚至因纠纷解决的延迟，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进一步的不必要损害。

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这一司法观点，本质是在 “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 与 “提升司法纠纷解决效率” 之间，找到了契合司法规律的理性平衡，是对现有法律规范精神的精准理解与妥当延伸，而非对法律适用的任意扩张。